码农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定义。8月16日，人社部发布《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其中，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信息科技（IT）正成为一个备受青睐的行业。去年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数据显示，在城镇私营单位中，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城镇私营单位及城镇非私营单位中，该行业工资分别为85301元和161352元。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码农”几乎是高收入的代名词。
有分析指出，哪里的“码农”多，哪里的信息经济就发达。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北京IT相关从业人员高达138.9万人，相当于沪深两地之和。众多互联网巨头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区域辐射能力，吸引了大量“码农”。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曾接受采访时提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特征于一身，是典型的高附加值行业。无论是自有经营的互联网企业，还是售卖软件的系统集成商，都有能力从下游公司收取高额利润，因而形成了“码农”行业的高收入。
报告还提到，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1个百分点。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2020年就业人数前五位的行业依次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共吸纳67.2%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是什么意思
新生代乡籍工指的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他们很早进入社会，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不像父辈那般依恋乡村。他们努力想变得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但受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种种因素制约，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没有归属感。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乡籍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乡籍工问题，让新生代乡籍工市民化。
2021年8月16日，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发布发布：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
概述
新生代乡籍工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他们虽然生长在乡村，但许多90后新生代乡籍工，很早就步入社会，毕业后就进城参加工作，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乡村也不像父辈那般依恋。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并为之挥洒汗水。他们努力想变得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但受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种种因素制约，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没有归属感。
新生代乡籍工已经作为中国生产制造业一线工人的替代，大量地从乡村涌入城市，活跃并流动在国内大型生产制造业的前线。中国制造大国的现状，使得新生代乡籍工不同于传统乡籍工的概念和工种，他们有显著的90后特质，虽然生活在城市边缘，但内在的文化缺失所产生的空间冲突，使得新生代乡籍工的群体状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矛盾的焦点。
河南是中国最大的乡籍工大省，超2500万人，其中对外省输出约1200多万人。乡籍工为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用工荒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乡籍工整体素质必须提升，否则只能成为产业升级的巨大障碍。80、90后乡籍工身处城市工作，但基本与城市文化隔绝，很难享受工作成就和城市主流文化，长期处于盲目变换空间和工作岗位的动荡之中。产业工人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80、90后乡籍工必须成为新城镇的主流群体，并创导这类城区的主流文化。为此，首先需要培育属于乡籍工的共性文化体系。 [2]
在国家提出转型生产创造大国和产业升级的战略背景下，中国乡籍工在前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产业升级的需要，“云工人”应运而生。这是共和国新型产业工人的标志，是高素质、高技能的新时代乡籍工的标志。
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1个百分点。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社会调查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乡籍工，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这引起社会对新生代乡籍工的更大关注。“80后”、“90后”已经占到我国乡籍工总数的60%。与上一代乡籍工相比，新生代乡籍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城市需要乡籍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乡籍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3]
（1）给调研人员的直观印象：他们通过第一代乡籍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
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2）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 ：“80后”乡籍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3）“80后”的打工价值观：上一代乡籍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乡籍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新一代乡籍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乡籍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乡籍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
（4）新一代乡籍工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乡籍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
调查显示，北京市政府批准的民办乡籍工子弟学校，如行知学校和安民小学，多次受到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和“希望工程”的资助，一些公办学校还和他们结成“手拉手”帮助对象。但接受调查的150名家长，却对这两所学校评价不高，有57%的家长认为学校教学质量一般，认为较好的有24%，很好的只有17%。而实际上，这是北京市相对较好的两所民办乡籍工子弟学校。
产生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后得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第二代乡籍工人群。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
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乡籍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乡籍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乡籍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大量乡籍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上世纪末，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 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乡籍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乡籍工的总数有1.2亿。
第三阶段的流动乡籍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乡籍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乡籍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乡籍工所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乡籍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民工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突破了数十年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分割，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涉及到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民工潮”一产生就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的不同学科积极参与到对流动乡籍工的研究中。
